流转的王妃背景－－老毛子不仅抢女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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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主 sss2007/11/18 23:38:00
1946年2月22日，在重庆，继之在其他一些城市，发生了一次爱国青年学生反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游行示威活动。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：1945年2月初，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，有一项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，规定了欧洲战争结束后苏联参加同盟国对日作战的条件。其中直接有关中国的条件是：大连港国际化，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越权益，并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；设立中苏合营公司，对中东铁路（满洲里到长春）和南满铁路（长春到大连）（两条铁路合称中国长春铁路，简称中长路）实行共管，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；维持外蒙古现状（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名义上的独立）。协定签字的时候中国毫不知情。雅尔塔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权益。
斯大林仗恃三国雅尔塔协定，蛮横霸道，而蒋介石Zheng__Fu当时有求于苏联，想要在苏联支持下独占东北，终于承认了雅尔塔协定预定给予苏方的那些权益。
1946年2月11日，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提议，把原先秘密的雅尔塔协定公之于世。2月13日，《大公报》发表王芸生执笔的社评指出：“现在秘密宣布了，人们读了这个协定，尤其是中国人读了这个协定，不能无所感慨。未经征得中国的同意，而三巨头就如此决定了，不啻代为主持，这可见中国是处于受支配受处分的地位。”
广大青年学生了解内情后，愤怒起来。这时候，发生了“张莘夫事件”。张莘夫是一位工程师，当时是中央Zheng__Fu经济部工矿处副处长，被派到东北接收抚顺煤矿。他和他带领的几位接收人员，到抚顺后受苏军阻拦不能执行任务。离开抚顺的时候，在一个火车站上被拖出车厢，一个个月兑光衣服残杀了。传说，是因为阻拦苏军拆运机器而被苏军杀害的。又有人说，有人听到，他们被杀害的时候曾高喊：“中国人要有良心！”可见杀人的是中国人。这件事当时和后来都没有查清。但苏军声称东北许多重要工厂的机器设备是他们所谓的“战利品”，大量拆走，确是事实。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，激起盟国一致抗议和世界舆论严厉谴责。苏军中的一些士兵在东北强姧妇女的恶行，也时有所闻。还有苏军在东北大量使用“军用票”换取民间物资，无异掠夺。这些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权益和感情。很多青年学生出于爱国热情，主张游行示威。
面对这种情况，重庆中央大学新青社核心成员们作了一番讨论。他们按照自己一向接受的片面的宣传，认为苏联既然代表着进步民主力量，就不会做出对中国人民不利的事情。因此，他们对于反苏是极不赞成的。可是，云遮雾罩，情况不明，不知道该怎样向同学们解释，觉得很被动。另一方面，他们自以为进步力量已经掌握了学生自治会，在系科代表中占多数，就认为在中大搞不起来反苏游行。
然而，当时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非常高涨。成都一些进步青年曾找一些中间同学谈心，希望他们表参加反苏游行，可是收效甚微。
不久，中央大学两次系科代表大会否决了反苏游行的建议。爱国热情高涨的同学们便罢免了一些不赞成游行的系科代表，在下一次系科代表大会上，终于通过了到重庆市内游行的决议。21日晚上，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朱语今到中大，新青社核心成员刘晴波对他说，进步同学都不准备参加游行。朱语今也同意。他回到红岩向王若飞汇报了这个情况，王若飞说：“这是多数同学的爱国行动，进步同学都不去，以后怎么在群众中活动呢？我看进步同学也要去，特别是平时活动多的人要去，以免陷于孤立境地，成为被攻击的目标。去了还可以观察，区别谁是真正爱国，谁是别有用心。”朱语今连夜又赶到沙坪坝，把这个意见告诉新青社核心成员。
2月22日，由中央大学学生带头，沙磁区万余学生列队到重庆街头游行，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和利益的霸权主义行为表示强烈抗议。这就是人们所说的“二二二”大游行。事实说明，当时多数群众参加游行是正义的行动。
2月26日，苏军被迫发表了从中国撤退的声明。但是，往后的日子里，斯大林一直念念不忘雅尔塔协定，念念不忘在中国东北攫取“优越权益”。
1954年12月，周恩来同即将出使苏联的刘晓谈话，说要在中苏关系上给他交个底。他说，1948年斯大林派人到西柏坡，要求中共“停止内战”。南京解放前夕，国民党Zheng__Fu迁都广州，苏联大使按照斯大林的意旨随同前往。斯大林总是担心中国内战会打乱雅尔塔协定划定的势力范围，导致美国卷人，危及苏联。我们全国解放了，1950年初在莫斯科商谈签订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》，在那里耽搁很久，很费了一番力气，就因为斯大林还是害怕我们触犯雅尔塔协定。最后双方都作了让步，才签订了这个条约。本来规定苏联应在1952年以前撤退。驻旅顺口的海军，后来由于朝鲜战争，延期撤退。1954年9月末，赫鲁晓夫到中国来的时候又要求让苏联海军继续留在旅顺港，中国拒绝了，这才最后结束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。
1957年，“反右派”的时候，划定“右派”的6条标准之一就是“反苏”。1946年曾发表反对“雅尔塔协定”侵犯中国主权的声明，全国解放后留在大陆的人士，多被戴上“反苏”的帽子，划归“右派”，整得很惨。当年参加过反苏游行的人们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难逃厄运，即使得以幸免的，也被认为个人历史上的一个“污点”。原《大公报》总编辑王芸生，起初也是被定为“反苏型右派”的，因为他除了老账以外，1956年还应《旅行家》杂志社长、原《大公报》记者彭子冈约稿，写了一篇《旅顺小记》发表了。其中提及：看到1904年日俄两军激烈斗争的堡垒，想到沙俄固然失败了，日本军国主义终于也未能幸免。“殷红的鸡冠山石，像火似地点燃着侵略者的血迹。”批判者说这是含沙身寸影，讽刺苏联。这就成为“反苏”的新罪证。毛泽东保护他“过关”，他才得以免于一劫。
摘自《炎黄春秋》作者 燕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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